而前一种用法则秉承了古代逻各斯概念的遗意——具有目的论意味的宇宙与历史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合理性,一切事物只有在此过程中才有可能并得到最终的理解与解释。
惟圣人纯于义理,而无人欲之私。而今讲学,便要去得与天地不相似处,要与天地相似。
吾之此身,无异于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亦无异于吾之此身。夫全类者,天地万物之中气也,谓之曰全德之人也。问:程子说性一条云:‘学者须要识得仁体。天地有心表现在天地之心既促进生物,生气流通,永不停息;同时在天地生物过程中又有其法则,有其常理,人须要顺理而为。朱子强调,这样的立场是统论仁体的整体性立场。
既同处于天地间,则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党与也。虽颠沛造次,未尝离乎此也。[16]Gillespie,M.A.,2008,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Habermas,J.,1985,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8]Habermas,J.,1988,Nachmetphysisches Denken,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9]Hegel,1993,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echs,Werke 7,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20]Kant,1980,Vorlesungenüber die philosophische Encyclopdie,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d.29,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 [21]Koyré,A.,1957,rom Closed World to Infinite Univers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张汝伦. 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J]. 哲学研究, 2017(1):91-100. 进入专题: 中国古典哲学 。
到了近代,哲学日益成为纯粹理论,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转向——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使得哲学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活动。与此同时,人类的思想和学术也道术为天下裂,不复统一性和整体性。现代性的承诺与其现实的距离越大,人们对它的反思动力也越大。中国人自古就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此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哲学始终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在多元性、相对性、去中心化、差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整体主义、反逻各斯中心论、反形而上学、上帝已死,所有这些标志着黑格尔死后至今近二百年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名目背后,只有一个基本事实——世界的分裂和人本身的分裂。然而,为什么在春秋时代产生了彼此有相当差异的诸子百家?19世纪的德国既产生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又产生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显然,哲学与其时代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线因果决定论所能解释。
虽然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但苏格拉底感兴趣的是定义概念和指出人们论证的错误。与此相应,近代西方的自然观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使得人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重构世界。那些现代性的伟大批判者们,都是从更为深刻的理由展开他们的批判的。在后一种用法中,理性指与分析性的知性相区别的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主观能力。
主体性原则不但使理性本身,还使‘整个生活关系的系统陷于分裂状态。今天的学院哲学不再以此为目标,那是为什么?如果哲学与时代相关的话,它不应该首先与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相关,和人的生活与命运相关吗?康德告诉我们,古代哲学家把人的使命与实现此使命的手段视为他们科学研究(即哲学)的主要对象,直到近代,它们一直是哲学家的真实理念。哲学的确对现代性危机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但这同样也不再是哲学的专利。(詹姆逊,第31页)在现代性这种叙事类型描述下,世界历史是一个单线、单向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由黑暗到光明、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
但在当今中国,极少人会认为孔孟老庄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洪范》)洪范九章,其实是以宇宙常理为根据来阐明人合理的行为、思想、信仰、选择。
在中国哲学中,世界是统一的,自然与人类不是两个分隔的领域,互为陌路,而是互为原型,人固然效法自然,自然也按照我们通常用于人类的表述运作。理性与意识、自我意识、精神等概念一样,在黑格尔那里有不同层面的用法,即形而上学层面的用法和认识论层面的用法。
范,法也),是因为其中每一畴基本都是列举世界某一类事物(事务)最重要而基本的环节或因素。这说明哲学是可以超越产生它的时代,而成为其他时代的同时代者。而各门人文科学和艺术在现代的壮大使得哲学再也无法垄断生活世界整体关联的自我理解进程。它要求的正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完全改变,一个人整个存在的改变,最后是对以某种方式存在和生活的渴望。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世界可能是非常不同,彼此无法相互理解,甚至无法公度。而这种分裂的根源是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
而这种意义的缺失,原因不止一端,但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的整体统一性的追求,与这个世界一起分裂,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西之争实际上是古今之争,西方文化代表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古代,要想进入现代,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文化的现代化,乃是势在必行。
即使以哲学家自居者,如哈贝马斯,也认为哲学作为解释者也不能吹嘘与科学、道德或艺术相比,唯有它能洞察本质,它只拥有可错的知识。西方社会近现代的发展昭示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而西方在近现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也应该是一切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
接受和使用这些术语,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也就接受了它们的预设,而这些预设已经使得借助它们来重新分析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真实关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ibid.,S.26)据此,哈贝马斯认为:哲学也必须放弃其干预社会化过程的学说的传统形式,保持其是理论不变。
这首先当然与希腊哲学中理论优先的倾向有关,但更与现代性哲学大大加剧了此种倾向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哲学乃合理生活所必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学院中人的谋生手段,那么它就不应该仅仅是关于好生活和人的德性的理论,也应该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改善自身的实践,如中国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那样。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理论生活方式视为最高的实践方式时,他们不过是把苏格拉底哲学中潜在的倾向加以突出和阐明而已。(Habermas,1985,S.42)但程序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内容的合理性,而内容的合理性如果空缺的话,则结果的有效性将是任意决定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把理性理解为现实(Wirklichkeit)。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人生关怀。
(Vgl.Habermas,1985,S.29)与此同时,则是与主体相分离甚至隔绝的客体的出现,这个客体首先就是自然。但现代性的危机只构成现代性批判的动力,却并不能像某个经验事实构成对有关此事实的错误陈述的简单否定那样,构成符合论意义上的现代性真理与否的标准。
何以见得像道理气这样的传统中国概念一定就比存在现象质料这样西方哲学的概念更含混不清?其实,冯氏所言的真正意思,是要用西方哲学的语言系统来重新解释和规定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内容。人们那么热衷于用主体性来解释心性之学,或把《易》解释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先驱或同道,从表面看是与时俱进,实质是被现代性话语及其知识规范所规训。
(2)哲学要阐明最初未被阐明的东西,也就是要阐明我们的行为、思想、信仰、假定未曾言明的前提。它的对象是存在的东西(was ist),而存在的东西不是像桌椅这样的物质事物,也不是像一场地震那样的自然现象,而是理性。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但时代之为时代并经常被人强调,就因为它们不但不同,而且它们的不同实际是世界的不同。
他们主要是根据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结构来理解文化。时代不同了与世界不同了几乎是同样的意思。
不仅如此,正如詹姆逊所言: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中国哲学的世界图像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世界图像非常之不同,无须赘言。
例如,奴隶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的使用者大都是这样来理解这两个时代。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